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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教授在11月5日“潘汉典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2019-11-27        点击量:


潘汉典先生去世第二天,我在法大官网看到噩耗,心里咯噔一下。按中国传统,潘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仁者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生命历程。但是听到这个消息,自己还是感到非常难过,这些天一直想着多年来向潘先生请益、与他交往,与他一起在这个校园里从事翻译、研究、做刊物编辑等等那些场景,还有与他一起去外地开会,去台湾参访,到台中,老人家其实不大能喝酒,但可以喝一小杯酒,脸红扑扑的样子,特别可爱。到访台湾东吴大学,那里的学者和学生们发现还有这样一位毕业于民国三十几年的老前辈、老学长,而且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还在不断地推动大陆比较法事业的发展,都感到非常欣慰。

从教育以及法学史的角度看,潘先生的去世应该算是1949年之前一代接受法学教育的大陆中国法学学人的绝响,与他同龄的法学家存世已经非常少有了,他的离开带走了一部历史,或者说,标志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与潘先生的交往带给我很多收益。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中国政法大学,今天在座的甘绩华校长、陈光中校长当然还有没在场的江平校长对比较法都非常重视,不久之后请潘先生回到法大,作为比较法学的领军人物。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之时就强调,中国法学要对外开放,引入西方法学思想和资讯。在这方面,确如高鸿钧教授刚才所说,潘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从我个人的视角总结,潘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几条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条是他努力地接续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的传统。潘先生是上世纪40年代所受教育,像凌岩老师的尊大人李浩培先生更早一些,是在1920年代的接受的法学教育。潘先生念兹在兹地强调,那个时代奠定的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传统应该得到尊重和继承,中间不应该也不可以断。潘先生不断地告诉我们,东吴法学院为什么叫中国比较法学院,他所受的教育究竟是怎样的模式,比如说学美国法用美国的教科书,学德国法用德国的教科书,语言的能力那么强,一个人精通几门外语好像很轻松的事情,他也常提到当年东吴法学院编辑出版的英文期刊是多么具有国际水准。潘先生其实一直很怀念这种教育模式。他一直想在当今中国把这种模式恢复起来,让更多的学生能在这种宽广的视域里去观察法律,海纳百川,去思考中国法律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潘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第二方面,潘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过,对当代中国法律的定位,在世界的法律体系中,中国法律到底是哪个门派、哪个家族?达维的《当代世界法律体系》把中国法律放在“远东法”,包括茨威格特和克茨,也是这样的划分。潘先生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中国的法律还是应该归入社会主义法的系统里,他在文章和海外发言里都强调这一点。按我的理解,强调这一点的意义是,让我们正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学说或者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律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如何评价当然是另一回事,但如果简单地说当代中国法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以《唐律》为根基的,恐怕是不对的。如同我们很难简单地把中国现代法归入大陆法系。这样的提醒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作出更准确的定位。

第三方面,潘先生真的是了不起的翻译家,他的翻译生涯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发现外文书店里博登海默法理学样书,软磨硬缠地买到手,并开始翻译。包括耶林的经典《权利斗争论》,也是很年轻就开始翻译。从中国作为引进型法治来说,翻译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我觉得,潘汉典翻译主张本身可以做专门的研究。高鸿钧教授提到了避免使用“其”这样代词的翻译技巧,把西方语言引进中国之后具有很好的可读性,他的种种处理方法特别值得玩味。

潘先生特别重视翻译要从原始语言来翻译,比如《君主论》要从意大利语翻译,当时他并不懂意大利语,为此专门学习这门语言,他不愿意从其他语言转译,因为任何翻译都会存在某种变化,转译会丧失许多原初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他注意多种语言参照互校的做法,这也成为潘先生翻译的一个招牌性特点。比如《君主论》,根据意大利原文版,对照英、美、法、德、日各国译本译出。这样做的代价是工作过程非常漫长,《君主论》部头不大,翻译时间却历时二十七年。一个副作用是,一个版本找不到心里就不踏实。我们当时私下里说——请潘先生家人不要介意啊——与潘先生合作,最怕磨起来没完没了,有时把编辑都熬退休了。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潘先生不是旬月,一踟蹰十年过去了,再踟蹰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好催。潘先生非常重视版本,其实这很有博采众长的价值,比如日译本有些很高明的汉字处理,中译很可借鉴。我和高鸿钧有幸与潘先生合作,我体会潘先生的语言风格既古雅又现代,精准而简洁。记得潘先生曾自豪地说,女儿小时候喜欢背诵他的《权利斗争论》译文,朗朗上口。的确是西方学说的学说,但让中国人读起来不像是翻译过来的作品,更像是中国文人的语言。我觉得应该挖掘一下,潘先生在翻译方面基本的学术主张,是不是可以提炼出几条,让后来的翻译者汲取养分,少走弯路。

我与潘先生接触三十多年,我觉得他对后辈的鼓励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真诚,让人感受到父亲一样的关怀——包括他默默地为他人校对。我自己很早在《法学译丛》发表作品,他就是默默地为他人作嫁衣,很多作品注明是潘汉典校。我体会过校对的痛苦,但译者受益,如果对照原译本和校对本,就会感受到校者是不见面的老师。

最后一点,潘老师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人。他做比较法研究所所长,说老实话,做不做也差不多,无为而治。他没有行政能力,不擅长、不热衷行政工作。对于国家政治,他有关怀,但不介入。潘先生是纯粹学者的典范,读其作品,就感到这是一个学人的作品,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没有政治的图谋,我就是学术,我就追求翻译的准确。这是一种特别令人敬重的品质和风格。

潘先生走了,死而不亡者寿,这样伟大的学人的墓碑其实就是他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潘先生留下的思想、风范和学术遗产,一定会为一代一代的后人所感受、领悟和继承。

 

2019年11月5日于中国政法大学

(经作者略加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