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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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流教授在11月5日“潘汉典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定)

发布时间:2019-11-27        点击量:

我和潘老师的交往不长也不短,有20多年。

记得1999年,我刚来法大不久,在昌平开设《比较法总论》课。尽管我们有比较法研究所,但在昌平本科没有开这门课。我第一次开这门课,很忐忑,我就想到请潘老师去开讲座,好像为我站台一样。这门课的第二节课——因第一节课来不及,我请潘老师到昌平做讲座,讲座题目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在《比较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中国比较法的产生、发展与展望》。记得1999年4、5月份,在昌平校园的阶1教室,非常幸运,因这门课,可容纳两百多人的教室当时坐的满满的。潘老师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包括卫方提到的中国法律的法系定位问题,潘老师当时已是79岁高龄。课后有学生提问,我说潘老师年事已高,不能再提问题了。课后约4点钟,班车还没有开,潘老师提出要坐公交回去,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等一会儿学校就有班车。但潘老师坚持坐公交车。我说好,那我陪同你一起坐。当时的公交车比较慢,我在路上请教了一路,约用时一个多小时。那是我与潘老师单独交往时间最长的一次,差不多长达四小时。

之后,我因工作关系,或翻译或论文答辩会,我常请教他,他依然关心比较法总论课程,询问课程效果,我说很好。我一直开这门课长达十多年。就我开设的比较法总论这门课而言,潘老师是我的引路人。

潘老逝世后我一直在想,我们追思潘老追思什么?前面各位嘉宾从不同角度的追思我不重复了,我在潘老去世后在搜狐和官网(中国政法大学)留下了十六个字:

矢志不渝,笃学一生,今日稀世,堪称楷模。

我觉得,不仅在法学界,即使在整个学界,历80年之久孜孜以求做学问,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我们在座的或者后世的楷模。我与潘老师接触不多,这种印象特别深。一见面,就谈学问不谈其他,两句话过后就直接谈论学问,询问研究的课题和进展,“能不能讲给我听听”。八九十岁了,还念兹在兹地关心学问,一般人该颐养天年了。后来想,潘先生的颐养天年就是问学,一辈子问学,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养老方式和回报。真正做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以学术为志业,甚至超过了,是以学术为生命。

潘老师能够高寿,不仅是仁者寿,而且是学者寿,是学界的稀世珍宝。这一点,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更值得珍惜。

如果把他的志业刻在墓碑上,潘先生的墓志铭就是:为学问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