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学人

公告栏

王曦主任在11月5日“潘汉典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定)

发布时间:2019-11-22        点击量:

今天上午潘先生的追悼会我去了。下午参加这个追思会,其实我是带着两个身份来的,其一,我是代表与潘先生有着很深渊源关系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并受陈总委托来参加追思会的;第二个身份我是潘先生的学生,2009年我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当时是中美法学院,后来叫比较法学研究院读博,2013年毕业。在这期间,潘先生是我导师组的成员之一,我是真真正正跟着潘老师上过一年课的。所以无论于公还是于私,我对潘老师都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2002年我在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潘先生参与编写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词典在商务没有出成,潘先生很遗憾,我也很遗憾。但是从此以后,我跟潘先生有了很多的联系。潘先生知道我是法大毕业的,每次见到我都会问我:“最近怎么样啊,都在编什么书啊?”而且每次我去潘先生家,潘先生都会给我指潘先生的父亲在他开蒙的时候给他购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每次去都会给我看。潘先生说后来这些书在战乱中遗失了,但是很偶然的机会,潘先生在旧货市场上又找到了这些书,所以从小就对商务有着很深的感情。潘先生说,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一定想要《元照英美法词典》在商务出版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跟商务有着很深的感情。

后来,因为潘先生译的《君主论》转给我做责任编辑,因为书的各种维护的事情,比如寄送样书,开稿费啊,我跟潘先生接触是很多的,包括后来跟白老师认识以后,《费青文集》《权力斗争论》等书的出版,我和潘老师有了更深的联系。

大概在2010年左右,那会儿潘先生九十岁上下,我们还敢请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汉译名著论证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时候会议都是在郊区的酒店召开,论证书目是一方面,还有也是想和学界联络联络感情,大家聚一聚。所以白天开会,晚上一般就是散散步,聊聊天。但是我每次去请潘先生,潘先生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真的是认认真真地在看我们的书目,而且仔细地跟我说哪本书行,哪本书不行,我跟潘先生说:“开了一天的会,我陪您出去溜达溜达,外面的空气很好,”潘先生都会说:“不了不了,这个事很重要,我要先把这个事情做完。”真的是印象特别深。而且在大概是2005年或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编辑室主任给了我一份大概有十几页的一份材料,这是潘先生在八十年代为我们商务印书馆整理的有关政法学科的汉译名著备选书目,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为蓝本,拟定了商务印书馆2000种汉译名著出版计划里面的政法类别,很多的书目都是潘先生帮我们选的。所以在工作上,真的是潘先生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收到潘先生去世的消息,就在前几天,我们刚把新出版的《权利斗争论》通过白老师转交潘先生,而且《中华读书报》的一位记者想采访潘先生,我还问白老师:“潘先生最近身体怎么样?有一个《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想采访潘老师”,白老师跟我说潘先生身体不错,征求了潘先生子女的意见,也是说潘先生最近状态不错,可以接受采访。我还跟《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回复说潘先生最近身体不错,你定一个时间,先把采访提纲给潘老师准备一下,然后我陪你一起去。没想到这么突然,潘先生就走了。商务印书馆很多同事都认识潘先生,知道潘先生历时27年,参照多种语言,翻译《君主论》,这已经成为了译界的一个佳话。我们商务印书馆在致唁电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这几天,我的心情很悲痛,也看了很多纪念潘先生的文字。我想起我上博士的时候跟潘先生读书的那一年,潘先生那么大年纪,他一直对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工作非常关注,给我们复印了好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相关文章,带着我们几个学生一点一点地读,每周都给我们上课,这在我的博士学习中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么负责的好老师。刚才黄风老师说他在法学启蒙的时候就遇到潘老师,我想,如果我从一启蒙就遇到潘先生,那我可能会比现在好得多。我跟潘先生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笑。

所以今天我既代表商务印书馆,也是作为潘老师的学生,我想我会永远记得潘老师,记得他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他对中国法学的贡献。也请潘先生的家人保重身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