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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教授在11月5日“潘汉典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并授权)

发布时间:2019-11-15        点击量:

 

记得今年9月8日,在潘先生的高足白晟老师的陪伴下,与鲁楠老师一起去看望潘先生。先生自己从卧室缓缓走到客厅接待我们。当时先生的气色很好,一个多月后,得知潘先生去世,十分震惊。今天参加潘先生的追思会,心情十分沉重。

在80年代中期,我参加外法史年会时认识了潘先生。潘先生当时是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的特邀顾问。我此前在《法学译丛》上阅读了潘先生很多翻译作品,对他仰慕已久。第一次接触,潘先生的博学和平易近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实际上,“文革”结束后,中国法学界重新开眼看世界。经过几十年的封闭,法学界对外国——尤其是西方法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有哪些重要法学家,以及哪些法学著作最重要,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潘先生由于一直潜在关注国外法学的发展情况,因而以他的广阔视野和极佳鉴赏力,通过他主编的《法学译丛》,翻译了大量重要的法学作品。《法学译丛》当时成为国内法学家了解国外法学动态的最重要窗口。潘先生最先把德沃金作品介绍到中国。他自己翻译的许多比较法经典作品,包括20世纪后期西方比较法学名家达维和茨威格特与克茨的比较法法学名篇,为中国当时比较法学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阅读这些著作,我自己受益匪浅,并逐渐对比较法学产生了兴趣,以致一直耕耘在这个领域。

潘先生1988年受邀到法大担任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我当时作为该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与潘先生有了直接和密切的接触。1989—1990年,潘先生担任《比较法研究》主编,我作为副主编协助他的工作。潘先生对编辑工作非常认真。每次定稿交付印厂之前,他都从头到尾阅读文稿,提出改进意见。在那期间,潘先生带领我们三个青年翻译《比较法总论》。他对外的译稿认真校改,并向我传授翻译经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西文用被动句式较多,但中文的表达习惯是尽量用主动句,因而翻译是应尽量符合中文阅读习惯;他还说,译文中尽量慎用指示代词“其”,以避免指代不明。后来,我把这些翻译经验传授给我的学生。

2012年出潘先生文集时,邀请我作序。我感到诚惶诚恐,不敢接受。后来,我觉得潘老师请我作序,这不仅是一种殊荣,而更是鼓励,即他鼓励我矢志从事比较法学的教学和研究。2012年,我负责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全球化研究中心举办一次法律全球化论坛。当时潘先生、江平老师和王家福老师,还有时任华东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都莅临论坛。潘先生发言并整个上午参会。2015年,我主编的《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和《新编外国法制史》出版后,潘先生亲自到场支持,发言肯定我们我们的工作。

近些年,每次拜访潘先生,他都提起《牛津比较法手册》。他指出,《手册》代表晚近世界比较法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并希望我能够组织此书的翻译。今年9月8日,我们拜访潘先生时,告诉他《手册》中译本已经译竣。他闻后十分高兴,并应我们之请欣然提笔,写下本书中译本的推荐语。我们设想,潘先生看到本书出版的样书后,一定会感到欣慰。然而,正值本书的印刷过程中,潘先生突然离去,而他对本书的推荐语也成了绝笔。这成为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潘先生为人为师和为学具有许多优秀品质。我觉得有三点特别突出。第一,潘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都潜心专研学术。他与我们一起时,只谈学术,不谈其他。第二,潘先生治学严谨,从不轻易下笔。他撰写的文章和翻译的作品,多堪称经典。前些年,我们为了给学生编写一个《比较法学读本》,发现国内许多该领域的成果都成速朽之作,而潘先生为数不多的论文和大量译作,却显示出超越时间的生命力。第三,潘先生为人谦和、低调,并提携后辈,诲人不倦。今天,潘先生离世,不仅是我们失去了一位博学的学术领路人,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而且是中国法学界——特别是比较法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希望能继承发扬潘先生优秀品质,把他和其他前辈开创的中国比较法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