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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平成先生11月5日在“潘汉典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并授权)

发布时间:2019-11-15        点击量:


我叫费平成,是潘汉典先生的老师费青的儿子。惊闻潘叔叔不幸离世,沉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几天来,我们两家人几十年的亲密情谊,使我浮想连翩感慨万千。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印象中就有了潘叔叔和蔼可亲的形象。那时候,他是我家的常客。因为我和父母的年龄差距较大(与父亲相差40岁),而潘先生比我大十八、九岁,所以,就一直管他叫潘叔叔。

潘叔叔和我父亲费青是1940年结识的。那时,他刚刚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我爸爸因病自西南联大返沪,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成为引领潘叔叔进入法学领域的第一位老师。

1943年费青再度入川任教与潘叔叔离别时,还特地送了一把赋诗的折扇给他,可见他们的师生关系已经不同一般了。

抗战胜利以后,费青随西南联大返京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1949年受聘《新建设》杂志任主编。曾特邀潘叔叔来北京相聚(当时在北京还有另一位学生程筱鹤),欲邀他来杂志社工作,未成。

1950-1951年,父亲就任北大法律系主任,知北大急需教师人才,即向校方推荐并修书6封,邀请潘叔叔来京任教。当时潘叔叔正值年富力强,在上海的银行就职,并在东吴法学院任兼职教师,收入颇丰。为了让他更好的发挥法学专业特长来京赴任,父亲曾在信中意味深长的写道:

在一个人的人生重大转角上,总是有冒险,甚至吃亏。顾虑当然需要考虑,但也不要太细,主要是:大处着眼,远瞩高瞻。我总认为北京比了上海,对你来讲是较为有益,在换一个生活环境时,起初总不免有许多不便和失望。你有勇敢,能克服这些困难。这是人生重要关头,在你尤为重要……

潘叔叔没有辜负老师的劝慰和鼓励,毅然选择了北京,从此完成了他献身祖国法学事业的一次重要的转折。

潘叔叔对于他的老师费青极为敬仰和崇拜,一直把他称之为“恩师”。我父亲也特别看重他的这位“高材生”,不但在各方面赋予重任,还将自己许多学术资料交由潘叔叔保管,包括他多年积累的法学讲义手稿。潘叔叔一直把这些资料视为法学界的文献和珍宝。据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时,潘家很多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唯独“恩师”的两箱学术资料(包括法学讲义手稿)被保存了下来。那时我父亲已经离世10年之久了。

潘叔叔来到北京后,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从我家现存的50年代的老照片就可看出,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家重要活动的照片都是潘叔叔拍的。其中有我父母在中老胡同的纪念照;我的满月、百日、周岁的照片;费家亲属及好友来我家做客的照片等。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为编辑《费青文集》的重要素材。

父亲还特别关心潘叔叔的个人生活。潘叔叔来京不久便找到了他的知心伴侣王阿姨,我父母还应邀同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并送上鲜花礼品以示祝贺。

1954年,父亲因长期哮喘未愈,由国家安排赴无锡太湖疗养院疗养。我和妈妈即搬到大姨妈家暂住。潘叔叔又经常来大姨妈家看望师母和我,每次都会给我带一些糖果或玩具,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1957年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使我们费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父亲费青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大哥费振东、五弟费孝通一夜之间均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己虽在太湖疗养幸免于难,但,一气之下旧病复发,却因抢救无效,即命丧太湖。

此后,潘叔叔为“恩师”的葬礼忙前跑后,又为我们留下许多父亲葬礼的照片。

从此,潘叔叔对师母和我特别关照。每到年节就会同王阿姨一起来看望我们,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音信全无。

再次见到潘叔叔,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那时我已成家,和卧床不起的老妈仍然寄宿在大姨妈家。潘叔叔、王阿姨到家中看望师母,告知文革中也曾被下放“五七干校”多年,现已正常工作,正在恢复和重建被文革停滞的比较法的研究工作。现在已带着一家五口搬进了新分配的单位宿舍里,并邀请我有机会到他家中做客。

此后不久,多年卧床不起的老妈便离我而去。之后,我便和爱人葛萍一起到潘叔叔家作客,见到了他的三个孩子,百进、百鸣和百方。我因与他们的年龄差距不大,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潘百鸣因与我兴趣爱好相近、互补,所以一直经常联系至今。

从那时起,我每年春节必到潘叔叔家拜年。后来有了女儿,便一家三口经常到潘叔叔家探望。潘叔叔特别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每次都是由王阿姨做好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全家。

1987年,父亲生前的另一位学生袁文找到我,提出要为我父亲写一本《传记》。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我的陪同下,走访了包括费孝通、潘汉典在内的十几位父亲生前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以及他所教过的学生,收集了一些父亲生前的有关资料和照片、画作。潘叔叔听说他要为“恩师”写传非常高兴,遂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费青资料,包括法学讲义手稿统统交给他使用。但因袁文体力不支未能将此任务完成,便将部分资料退还给我回家养老,后不幸病逝。

潘叔叔得知此信后十分惋惜,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为自己的“恩师”编一部纪念文集。但因自己已年近八旬,又有许多比较法方面的学术经验需要他整理、总结。此事便被拖了下来。

2012年9月我应邀出席《潘汉典法学文集》首发式,在那里见到了潘叔叔的高材生(也是《潘汉典法学文集》的主编)白晟老师。

在潘叔叔的建议下,白晟老师欣然接受了编辑一本《费青文集》的艰巨任务。说其“艰巨”,就是现有的资料支离破碎,父亲生前的文章、译著不足10篇,原最具希望的“国际法”“比较法”讲义手稿(近30万字)也不知去向。这样一个“烂摊子”,如果是一般人早就放弃了。可白晟老师不是一般人,自接受任务之日起,就马不停蹄不分昼夜地寻访有关“费青”的所有线索和资料。不论是网上搜寻,还是登门拜访;不论是去图书馆、报刊社,还是跑旧货市场钻旧书摊,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便会一追到底。

通过他的不懈努力,2015年5月,在我父亲去世56年后,一本汇集费青大部分作品的《费青文集》终于面世。其中收录了父亲生前的“法学文选”28 篇、“政论”16 篇、译著6篇、文艺作品及其他10余篇、画作60余幅、老照片40余张。总计40余万字。其中的心血、汗水、信念和毅力,不言而喻。

95岁的潘叔叔亲临了《费青文集》的首发式并即席发表感言。

他追述了自己与费青老师及其家人70多年的亲密情谊,感谢“恩师”在他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给予他正确的方向指引。敬称“恩师”费青:

是一位挚爱祖国和劳动人民的爱国教授,毕生献身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法学家,是中国现代法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代的优秀代表。

《费青文集》的出版,了结了潘叔叔几十年的心愿。但记录他们师生为祖国法学发展贡献的工作并未就此止步。由白晟执笔撰写的《费青传》(暂定名)在潘叔叔的悉心关注下,正在稳步编撰中;由白晟整理编辑的潘叔叔的早期译作《权利斗争论》,已由商务印书馆于今年10月正式出版。本想于12月3日潘叔叔99岁生日那天进行此书的首发式,但不想他因意外突然离世,留下了遗憾。

潘叔叔的逝世,是我们国家法学界,尤其是国际法、比较法领域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世交的好长辈、好朋友。愿潘叔叔一路走好!愿潘叔叔为祖国法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而奋斗一生的献身精神永存!


 费平成

 201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