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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先生在11月5日“潘汉典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2019-11-13        点击量: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上午参加了潘先生的告别仪式,下午又参加追思会。对我来说,两个活动都参加的,已经不太多了,我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但是,潘老是我的老学长——他年长我10岁,而且他的学问、他的成就、他的人品,我个人对他很敬重,所以我参加了上下午的活动。

按说我应该从头到尾参加追思会,但我之前已有安排——也是下午两点开始,为了参加追思会,我把另一个活动临时调整,时间往后推一点,另外申请第一个发言,所以我不能参加追思会全程,在此做一个说明并表示歉意。

潘汉典教授是从老东吴法学院调到北京大学,经院系调整来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在政法学院上班不长就调走了。我于1952年北大法律系毕业留校也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与老学长算是同事,但是我们没有见面叙谈过。

我同潘先生开始交往是在文革后的社科院法学所,当时他任《法学译丛》主编,我任刑法室主任,但打交道也不多。后来我调回中国政法大学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与潘老有更多的交往。先是我们把他聘为研究生院兼职导师,后来学校请他回校主持创建比较法研究所,创办《比较法研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很难找到第二个。他回学校后,我们交往增多,也更多知道潘先生的为学和为人。2012年《潘汉典法学文集》首发式我也参加了,通过《文集》,对于潘老的学术成就了解更多了。

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潘先生学术的分量在我心中加重,是他2012年年底获得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高度评价潘先生为“杰出的比较法学家,外国法律和法学的翻译的奠基者”。那一年,潘先生获得两个大奖,另一个是中国法学会授予的“杰出资深法学家”,政法大学有五位——包括我本人在内,全国二十几位。我深感这个“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之不易,中国翻译家包括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方面,人数不少,潘先生是这次四个获奖者之一。我认真看了对潘先生的评价,认为他获奖确实是实至名归。由此我也发现,我对潘先生好像熟悉,也好像不熟悉。我觉得,就法学翻译方面而言,到现在为止,在法学界可以说还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成就。懂几国外国语言且不说,就他翻译的作品、影响,以及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精神,就很值得学习。还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解放前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和耶林《权利斗争论》都是自己找到值得翻译的作品才来翻译的,说明潘先生的宽阔视角和对外国著作价值的判断准确性。这两本著作对我们今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潘先生不仅是一位翻译家,而且是有政治眼光的。这加深了我对潘先生的敬重。

潘先生逝世后,我看了一些报道——包括他子女的文章,很受感动。翻译《君主论》,竟花了长达二十多年,多种语言版本,反复推敲和研究。作为大翻译家,他的志向,他的专业精神,我觉得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发扬。我对他了解越多,钦佩越深。

潘先生是平和、朴实、低调的大翻译家,生活简朴随意,相处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大翻译家的架子,尊重领导、尊重同事,平等对待年青人。当年请潘先生回学校,创建比较法研究所和办杂志,贺卫方等青年教师协助,《比较法研究所》创办之初很不容易。上述种种我都有所了解。关于我与潘老的私交,严格说没有。去过他家里,也是工作关系,感觉很简朴。

今天我们纪念潘老、缅怀潘老,就要学习他学术上的风范、品德,这是潘老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应当发扬,转化成为我们法学研究、翻译的推动力!


(陈光中教授注:我对潘汉典教授追思会的发言做了个別修改和补充。并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