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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犹存的东吴精神——怀念东吴学人潘汉典先生

发布时间:2019-11-04        点击量:


“每個人都有故事,有的故事會隨著那個人的離去,漸漸被淡忘;有的故事卻像美麗的夢想,長駐人心,為後人帶來生命的盼望。”

——摘自《火戰車-李岱爾[ERIC LIDDELL]的故事》,台湾宇宙光出版

 

潘先生走了,虽已是99岁高龄,但是他的远去还是让我们觉得很突然,难以接受,因为一周前在潘先生的弟子群里还看见田茂兴师弟(虽然我不是潘先生的学生,但是我很荣幸地被加到“潘门学子”的群里)发来的他在潘先生家吃饺子的照片。潘先生译作德国耶林的《权利斗争论》也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潘先生手捧“绿皮书”(《权利斗争论》的封皮是典雅的绿色)笑眯眯的,精神矍铄,弟子们还都说先生较去年微胖了。

潘先生去世前一周的照片

我每年必定要去看看潘先生,现在真后悔没有多去看几次,总想着还有一个来月先生就过99岁生日了,到时候与先生分享我在台湾东吴大学访学的所思所想。不料今年春节竟是最后一面,人生之痛,莫过于未道别,已永别。当时与先生见面时,我请先生在《东吴身影——走近导师潘汉典》一书上给我签字。先生欣然题字,并工工整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我见先生的手有些抖,我就劝先生只写上日期就好了,但先生还是坚持中规中矩地在名字后面写下“中国政法大学”。临别之时,我握着潘先生的手,感到先生的手温暖而有力。

2019年春节先生为我题字

10月26日凌晨,先生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一如他的一生,默默付出,先生悄悄地远行,又像陈新宇同学(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我的博士同学)形容的那样,先生是“一股清流”,静静走完他的一生。今年的10月28日是寒衣节,我在昌平山上给我父母烧纸,也为先生烧了,心中默念:潘先生,一路走好!!!

 

一、与潘伯伯的亲情与交往

潘先生比家父大一岁,我一直称他为潘伯伯,潘伯伯和家父同是东吴大学40级法学院的学生(因一级只有七八十人,所以他们通常称为“级”),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挚友,还同为年级里的佼佼者。1944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潘伯伯与家父留在上海工作,潘伯伯在一家银行工作,家父也在家族里开的银行上班,家父本是上海人,于是潘伯伯成为家中常客,期间他多次鼓励家父北上求学,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作出来京的抉择对家父来说是相当不易的,因为家父生于苏州名门望族,又是家中“大少爷”,是要等着继承家业的。潘伯伯跟他们的恩师费青(费青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曾短期任教务长,曾留学德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来往较多,潘伯伯多次劝说家父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还送给家父一本书。家父于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私法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费青先生(那一年北京大学在全国只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家父怀着求学报国的理想来到北京,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1987年家父去世后,母亲还带着我去看望伯伯,那时潘伯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潘伯伯家里堆满了书。1986年我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潘伯伯曾到过我的宿舍。当时本科生都住在七号楼,女生住在五层,潘伯伯不知道我究竟住在哪个房间,竟是一个个问过来的。毕业留校后,潘伯伯也曾来过我的办公室看我。他始终很关心着我的学习和成长,就像父亲一样。2006年我母亲去世,已是86岁高龄的潘伯伯还从他东总布胡同的家坐公交车过来祭奠母亲。

潘伯伯80多岁高龄时,还在带博士生。头几年来学校给学生们上课,都是从东总布胡同的家,坐地铁再倒公交到法大的,一年冬天,我去法学院办公室办事,碰到王称心老师,她告诉我,潘伯伯在隔壁小会议室给博士生上课!我忙过去问候先生身体怎样?潘伯伯笑着说“你摸摸我的手”,当我攥住潘伯伯的手时,发现他老人家的手比我还热乎!

2008年间,一次去拜访潘伯伯时,提及想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做博士后研究,需要联系导师。我与法学所的教授们不熟悉,但我知道潘伯伯是从法学所调到中国政法大学的,于是就请他帮着联系博士后导师。后来潘伯伯还一直关心我的博士后论文的写作进展,我都一一禀报,2010年我顺利通过博士后论文答辩。

2014年11月份,我姐姐从英国回来探亲,我们一同去看望潘伯伯。潘伯伯兴致勃勃地找出东吴年刊,一页一页地翻着给我们讲述里面的故事……潘伯伯回忆,每次上课前,老师都要布置10多页甚至几十页的assignments,老师要求学生写case brief。因为家父和潘伯伯是班里最好的学生,所以课前其他学生都要抄他们两个的summary,老师们也很聪明,上课时老师不对他们两个提问,而是会叫其他学生来回答问题,先生兴奋地给我们姐妹俩讲述着当年课堂的情景:“Mr.Zhang,please……;Mr. Wang,please……”。看着潘伯伯回顾往事的神情,我想,他们上课的情形一定是历历在目!潘伯伯问我最近教什么课,我说:法律职业伦理,先生立马反应:Legal Ethic,他说那时候是刘世芳教法律伦理,曹杰教Civil Law……我敬佩近百岁的老人还能把当年老师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

2019年春节看望先生和师母

 

二、先生的点点滴滴

我们敬仰东吴人的学品与人品,我比多数人荣幸我与东吴人有着“零距离”的接触,我发现他们几乎有着共同的特征:对学术的孜孜以求,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成绩优异,有着深厚的学养,但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谦虚内敛,淡泊名利。潘先生和家父都是班里的佼佼者,1940年潘先生以广东培正中学第一名的成绩,家父以上海麦伦中学第一名考取东吴大学。他们聪明睿智,而且潘先生和家父还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他们的勤奋程度不是我等晚辈所能比的。潘先生掌握五门外语,为了翻译《君主论》,还苦攻意大利语,这需要多么大的专注与持久的毅力呀!他的译作堪称经典,他翻译一本书就要搜集所有能够收集到的版本和相关材料,先生翻译一本薄薄的《君主论》,前后四次译稿,反复推敲,求其忠实可读,竟花了27年的功夫(期间历经“反右”、文革,改革开放)。

潘先生送给家父的《君主论》。

白晟老师曾经跟我说,他发现费青先生、潘先生和家父有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书呆子”,这也是了解他们的人的一致评价。评价他们是“书呆子”其实不是很确切,因为他们并不是宅在书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心时事,具有国际视野,因先生一直做翻译,所以他始终关注国际上学术前沿问题。

台湾东吴大学的董事长王绍堉(比潘先生低两届的东吴大学学生)说先生是“天生的读书人”,费青、潘先生和家父,他们终其一生都在钻研学问(尽管费青和家父去世很早)。“呆”是因为读书到“痴迷”的程度,不仅是废寝忘食,且不拘生活的小节,师母说先生经常会把衣服上的扣子系错,有时候缺了一个扣子,随便拿个夹书的“夹子就别上”了,可是先生出门在外,穿着非常讲究,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和气派,前几年开《费青文集》的首发式,我注意到与会人员中只有先生一个人身着西装。

先生行事低调,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那时候精通外语的人才极少,先生作为代表出席国际会议并做有影响的发言,国外人士对其有着很高的评价,但先生从不炫耀此事。还记得多年前我国某高校个名牌大学教授曾经翻译日本知名学者的书,遇到不解难题,求教于这位日本学者,这位日本学者直截了当地对某教授说:“今后你有问题直接请教潘先生就行,不必再问我了”。先生谦和又谦虚,今年教师节学校录制的节目中,在给学生的几句寄语中,先生说道:一起学习,相互交流经验,师生共同努力……看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1991年潘先生退休,但这位70岁的老人退而不休,仍在静静地继续他的学术事业。1997年,先生正式受聘担任《英汉法律词典》(即《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人,该书2003年5月出版,是年先生83岁。退休13年后,于2004年被中国政法大学特聘为博士生导师,2012年,先生被中国法学会评为“杰出资深法学家”,并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同年《潘汉典法学文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是年先生已92岁高龄。

2017年教师节与潘先生及其家人和潘先生的弟子

 

三、父亲、潘先生与东吴大学

家父在世时一直对东吴大学避而不谈,以前潘先生也没有提起过,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一个偶然机会,见到《元照英美法词典》编辑,在他那里我见到父亲那届(1944年)的东吴年刊,我发现年刊中的一张照片好像跟家父毕业证书上的照片是一样的,而父亲的毕业证书一直是被深深地压在家里的箱子底下。

2012年、2016年间我两次赴沪专门拜访东吴大学前辈,拜见了陈忠诚、郭念祖、高文彬以及王毓华等先生(王先生住在南京),他们都比家父小几届,陈忠诚、郭念祖与家父一样,同在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就读过。2016年6月再次去上海见了高文斌、郭念祖先生(陈忠诚先生已经去世),还有父亲的同班同学刘造时,陈忠诚先生住在养老院,已经卧床不起了,但依然思维敏锐,语言犀利;高文斌给我们讲述他当年因东吴大学老师的事情受牵连入狱,出狱后就在劳改农场工作,记得他说起自己的经历时很豁达,他说他反而躲过了“反右”和“文革”,高先生现在是唯一健在的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见证者。郭念祖腿不太好,需要坐轮椅,但是记忆清晰,他告诉我他清楚地记得家父是班里的第一名(后来我在上海档案馆也查到家父在东吴大学四年的成绩单,右上角清清楚楚地写着:第一名),俞伟奕是第二名,潘先生是第三名,他说那时候每年学校都要张榜公布年级名次。刘造时(今年刚刚去世)和他的爱人过载青与家父都是同学,刘先生是副级长,他爱人过载青在文革时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曾跳楼自杀,虽然被抢救过来,但是腿受伤致残,他们同学评价她就是这种性格刚烈之人。与他们的接触,让我渐渐地了解家父、潘先生他们这一代东吴学人,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东吴大学的精英。本身考上东吴大学很难,而且东吴大学的淘汰率是相当高的,在东吴大学学习需要很好的英文功底,东吴大学的课程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英文课程,也有德文课,用的都是美国原版教材,家父那级入学时是七、八十人,毕业时只剩下二、三十人,他们的老师多数也是从国外留学归来。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学功底,又受了西方语言与文化的熏陶,无论是当年东京审判,还是英美法词典的编纂,还有对香港基本法的审查,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那一代人是不可复制的,他们经历了抗战,在战乱时代,有着家国情怀;在风雨飘摇年代,他们曾经被蹂躏、被遗忘,东吴大学带给他们的,并不是人生荣耀,而是心中的痛,但他们依然痴心不改。

家父东吴大学的毕业证书。

虽然大家都知道《英美法词典》使得一批老人时隔半个世纪重新走入公众的视野,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工作近十年,编写出《英美法词典》,但是没有人知道《英美法词典》所经历的那番独特曲折经过的背后故事。迄今为止《英美法词典》已被印刷多次,但是还在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我曾经见过《英美法词典》郭念祖和王毓华先生修订稿件,原稿的空白处是一行行密密麻麻隽永的小楷,虽然两位老先生的工作只是校对,其实做过翻译的都知道校比翻还要难,老先生们是字斟句酌地推敲。清华大学讲授法律写作的美籍华人梁翠宁老师曾经说过,《元照英美法词典》是她目前还没有发现有错误的法律词典。

(《元照英美法词典》第10次印刷的精装版)

殊不知《英美法词典》之前有本流产的《英美法词典》,194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鄂森组织他们级的四位学生,包括家父、潘先生、俞伟奕以及刘文华(刘先生是级长)打算编一部英美法词典,并且起名《甲申法学社》(1944年是甲申年),但是当时因赶上战乱无法集中力量编纂,而且1944年是家父他们毕业这一年,所以编写词典最终搁置。家父不曾会想到这个“有名无实”的“甲申社”,这个“有始无终”的编纂竟成为他以后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解放后家父因“甲申社”反复写“交待材料”,被审查。我渐渐地明白为什么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到过东吴大学,为什么他的那两张大学文凭(一张圣约翰大学,一张东吴大学)一直压在箱子底下(我以前不明白箱子里面放的是衣服,为什么把纸质的东西和衣服放在一起)。父亲也提到文革抄家时把他的英文文凭抄走(这两所大学同时颁发中英文两个版本的文凭)。

我时不时会翻阅1944年的东吴年刊,这是中英文的年刊,我每每都会被里面的文字和图片所感染,羡慕他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活,虽然东吴大学因抗战而被迫几度迁址,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学习的热情。那时候他们风华正茂,满怀激情与理想,搞模拟法庭,演讲辩论,演话剧,春游踏青,打桥牌,和教授们聚餐……。摘抄两段1944年东吴年刊中的“级友素描”(即学生们之间的相互评价):

这一段儿是级长刘文华对潘先生的描述:

记得两年前一次与费青教授聊天的时候,他忽然带着一副认真的口吻,半是介绍半是誇扬的说:“你们班上有个叫潘汉典的,你认识么?”听了这句话,潘汉典的名字,从此便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印象。……然而时间是为人忠实写照的圣手。到今日,我所推测的他,就有许多差异了,他确不爱交游,更不虚掷光阴于世俗征逐之中。然而,这并非不重友谊的说明。一诺千金,汉典是具有如此风格的。他博览群书,而且喜诗爱画。以为他是学院之流的,如果能破费些光阴,把眼界扩大些去透视他一下,也许就要懊悔自己凭小聪明底推断的愚陋了……


下面是潘先生对家父的描述:

……筱鹤却是一位不待我赞美的名人:因为我听大家,自然都是好学生呵,热烈研究,调查,讨论分数的结果,据称:在光荣的一九四四法律系中他大概取得极高的分数了……虽然,他有“过人之慧”,却无一般恃才傲物之气。这一点才是我所珍视的。不论君子淑女请教,筱鹤无不乐于应对。……他是我国著名法学者曹士彬先生最“注目”的高足,所以或有人说,他应曹先生的答案永远不会错的。……然而筱鹤岂只是课本上的英雄,他尤善谈吐,谈论风生的镜头亦复不少,更打得一手极好的“桥牌”,因此他是可以列入social之林的……


2019年上半年我去台湾的东吴大学访学,四个月间我来回穿梭于两个校区之间(我住在外双溪校区,法学院上课在城中校区),东吴大学的老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整天这么忙碌?他们不知道我来东吴是在追寻先人的足迹,追求他们的精神足迹,我想人类用精神写出的历史需要我们用心、用精神去感受的。我时常在想东吴大学是如何造就了他们的知识人格、文化心智、价值理想、人品个性。东吴大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称谓了,它成为一种精神,吴经熊、倪征燠、李浩培、费青、潘汉典、程筱鹤等……,他们一代代东吴学人在传承着东吴的精神,践行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一校训。

先生走了,但先生的风范犹存!

愿东吴精神长存!

 

最后让我们在怀想与仰望中祈祷:

“求主发出使我们得力的智慧之道,使人不只惋伤,教导我们不因旺盛的年岁和自负忘怀那些比我们更受造就更有成就,更懂尊重更博欣赏的他们。薪火还未央,我们犹怃然,因为后来的酒似无先前的醇香。守安之时,我们不能拥有他们的一刻,那么我们所为何故?愿求得他们在天上用鉴谅的目光接受我们呈上微薄的寄意和不足道的忠心。”

 

程滔

2019年11月3日晚于蓟门里